一起男方起诉离婚的案件中，男方要求分割共同财产房、车及共同债权共200万元；女方同意离婚，但称没有共同财产，房产出售后的钱款已经偿还了债务，男方要求分割的债权也清偿了银行的贷款。一审判决认定共同财产已经清偿了债务，只对车辆进行了分割，男方不服提出上诉，认为自己应该分得100万元的财产。

临汾市中院承办法官刘燕萍经过阅卷分析案情，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存在问题，单从证据来看对女方不利，但是如果改判又恐与客观事实不符，女方难以接受，于是法官决定先了解一下双方的经济状况以及案情背后的其他情况。由于疫情影响，案件不能现场开庭，也不能当面对其二人做调解工作，法官让助理先给双方打电话询问了解，双方在电话里说了双方的感情状况、对方的过错和债权债务情况，法官感觉到在共同生活中女方在经济上付出较多，但是在证据上对她不利，男方称女方有出轨行为，为了孩子他一忍再忍，但女方并无悔改。

在大致了解了本案的发生背景、综合考虑案情后，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才是解决本案的最佳途径，既能化解双方在认识上的冲突，又能平衡双方的利益，达到仅依据证据办案不能达到的效果。

法官和助理分别给双方展开了明法释理的调解工作，一开始双方情绪都很激动，男方称女方有伪造证据的行为，要求追究女方的法律责任，女方称男方对她有暴力行为，要求在分割财产时给男方少分。当法官问及他们的调解意见时，女方说：“我对这个家付出太多了，我一分钱也不给他出还亏着呢！”男方说：“她有钱，至少得给我分60万，我这已经算让步了，何况她还有出轨行为，否则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步。”法官让他们通过微信发送自己的证据，看了证据后，法官一方面帮女方分析她在证据方面的欠缺，一方面告诉男方要考虑女方为家庭的实际付出，通过阐述法理、释明情理，双方又各退了一步，女方称同意调解，但最多让10万元，男方说至少得给他40万元。至此双方还有30万元的差距，但又都表示已退让到自己的极限，不可能再让了。

法官决定把案子放一放，给双方一个冷静期考虑，同时案子要想有进展，见面沟通更有效。先前双方也都提出想和法官见面谈，承办法官分别通知了双方当事人，由于疫情期间不能在办公楼内接待，法官让助理当面做他们的工作，助理和当事人就站在办公楼前。女方一见面就说：“法官，你知道我有多亏吗？他父母的房钱都是我出的，他对我家暴，把我打得头破血流，我衣服都被血浸湿了，我孩子因为我们俩的事还得了抑郁症，我现在也浑身是病……”北方的三月，春寒料峭，她声泪俱下地控诉着，助理耐心倾听着，不时关切地询问她一些情节，并且给她讲明其中的法律问题。

经过两个小时的长谈，女方终于平静下来，感谢助理对她的理解，也明白了在本案中她的诉求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法律的支持，同意回去再考虑考虑。第二天男方来到法院，助理又在楼前接待了他，他说：“我确实打过她，但是就两次，一次是她骂我妈，另一次是我发现她出轨，她还嘴硬不认错。我为了孩子，愿意原谅她，她却不知悔改。说实话，我不愿意走离婚这一步，对孩子伤害太大了……”说着，他哽咽了，助理抓住这个调解的突破口和最佳时机，给他讲了几个离婚对孩子造成伤害的案例，又劝解道：“离婚这个事实既然不可逆转了，你们双方就不要再互相伤害了，你们争来争去是在共同伤害孩子，只有你们和解，才是治愈孩子的第一步……”听到这儿，男方点点头，说回去再想想。

隔了几天，男方打来电话，说为了孩子他愿意再作让步，于是法官又进一步做他的工作，经过和双方更加深入地沟通，终于促成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。一个多月来，经过数轮沟通，电话加会面长谈数十小时，终于破解了一个单靠法律法条无解的难题。

通知双方到法院签字时，女方带孩子一起来了，刚刚成年看起来很阳光的少年，却是一个抑郁症患者。助理征求女方的意见后，单独和孩子聊了一会，给他讲了讲父母在整个调解过程中体现出对他的爱护和关心，父母都对他心存愧疚，但是双方都一样爱他，希望他能理解父母，好好学习和生活，做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男子汉，将来能自食其力，还要照顾父母。孩子懂事地点点头，表示自己以后一定能做到，现在就已经利用业余时间给自己挣医药费了。由于长时间的误解，孩子和父亲之间已经有了隔阂，助理领着孩子去见他的父亲，让他们互加了微信，父亲说会定期给孩子付生活费，还会给孩子一把家门钥匙……看着这一幕，助理感到一个月来苦口婆心的劝说、跟着他们落泪的辛酸、在寒风中站了几小时的辛苦在这一刻全部化作了欣慰。双方离开法院后，男方给助理发来了微信，“感谢你们对工作的态度，颠覆了我之前对法院的看法……”

至此，这个案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，不过父子之间真正的和解可能还需要漫长的过程。但是就像这个案件从冬天立案到春天调解，就像这次疫情从来势汹汹到节节败退，只要我们愿意努力，只要学会等待，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……